直播间里的灵活就业

直播间里的灵活就业
线上直播+连麦推荐工作能否成为劳务中介的“清流”

送生病工人去医院、帮视障工人重拾信心……这些是刘超的日常。他是常州刘超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下称：刘超人力)的大股东、实际运营者，通过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工友日常、实地探厂的视频吸引用户关注，并运用直播带“工”和连麦的方式推荐工作。

从2019年10月25日第一条视频的0粉0赞，到现在的68.5万粉丝，390万获赞，刘超用了三年时间，去年他与新能源巨头宁德时代合作的一场招聘，吸引了25万人观看。

一面是企业招工难、用工荒，一面是返工潮、难就业，无数个“刘超人力”成为其中的连接器。

目前，灵活就业形式不但包括劳务派遣、业务外包、人力资源外包、传统零工，也包括互联网平台用工、实习等六类。人社部发布《2021年四季度全国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显示，营销员、服务员、车工、家政、包装工、客服、快递等职业位列前十。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新兴商业模式的涌现，灵活就业满足了企业季节性用工、压降成本等需求，也让用工者实现了时间和选择的相对自由，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但灵活就业也挑战了传统雇佣模式，固化了工人的职业路径，出现了劳动保障缺失等问题。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采访了灵活就业从业者、招聘平台、财经和法律专家，试图厘清其中关系。

向劳务派遣“黑中介”说不

跳槽频繁是劳务工人的一大特征，据《中智咨询2021年一线蓝领用工管理及薪酬策略调研报告》，2020年蓝领员工主动离职率平均值为29.3%，相比2019年的28.9%略有提升。

这背后与部分劳务派遣企业只求短期利益，不为工人计长远的“黑中介”行为有关。

“我去过‘包邮区’，刚下火车他们跟我要介绍费、体检费、住宿费、服装费，加起来一千多，进了工厂才知道，这些基本都是工厂免费提供的，而且中介拉一个人还有大几百提成”，一位现在从事下水疏通的四川小伙小张告诉贝壳财经记者。

“宣传得很好，一月七八千，包吃包住，但要干满几个月才给钱，或者结算后根本拿不到那么多”，一位现在从事摩托车修理行业的内蒙古年轻人大林告诉贝壳财经记者。

不少传统零工的从业者告诉记者，也曾通过劳务中介进厂打工，但由于阅历不足，学历不高，很难对中介、工厂进行判断，最终决定从事传统零工行业，也就是所谓的“自雇佣”形式。

“线上直播全程露脸，从不遮遮掩掩，不像有的线下中介。”据通过“刘超人力”找到工作的安徽省阜阳市90后小伙小明介绍，在接触直播招聘前，他对劳务派遣中介一直很抵触。“我自己和身边的朋友都被中介骗过，像拖欠工资，工作环境和‘面试’时承诺不符的情况遍地都是。”

据刘超介绍，人力资源服务主要分为代理招聘、劳务派遣和产线外包三个方向，代理招聘顾名思义是代替企业招聘，签订劳动合同后，工人直接和工厂发生劳动关系；产线外包是由承包企业承担生产、招聘、结算等全部责任，权责相对清晰；劳务派遣则链条比较长，涉及了招聘、管理、发薪、保障等环节，相当于工厂、劳务派遣企业、劳务工人三方都产生一定的联系，而劳务派遣企业处于居中协调的关键位置。

“(劳务派遣)行业信息不对称，再加上准入门槛低，常被‘黑中介’钻空子。”刘超说，他坚持要做劳务中介的“清流”，“互联网虽然是虚拟的，但直播提供了真实的拍摄，应聘者还能随时通过评论、连麦等方式反馈信息，出现问题我也会第一时间跟进，这就形成了信息的正反馈。而且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招聘信息，需要企业和劳务中介都提供营业执照、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等资质，这也是另一重保障。”刘超告诉贝壳财经记者。

泥沙俱下的市场背后是旺盛的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此前公开的数据，我国9亿劳动人口中蓝领群体已达4亿多，其中农民工占2.74亿人，服务业蓝领约为1.2亿，制造业蓝领约占1亿，建筑业蓝领近8000万。另有研究显示，2020年我国蓝领在线招聘市场规模为228亿，并将在未来5年里以每年超40%的增速增长，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1285亿。

求解职业发展和劳动保障需求

“有没有夫妻间，有案底能不能报名，有没有餐补，能不能找对象”，只要粉丝要求“连麦”，刘超就会在直播中和对方连线沟通，解答他们的疑问，甚至连女工晚归，他都要耐心地劝几句。“他们不是形象模糊的劳务工人，而是应该受到尊重的个体。”刘超对贝壳财经记者说。

几个月前，“刘超人力”旗下一名叫小毛的劳务工人与人发生口角，不慎弄伤了对方的手指，对方要两万元赔偿。最终“刘超人力”的法务出面，将赔偿金协调到了9000元，这让他更进一步认识到了专业团队的重要性。

“我们这个月结算收入是三十多万，上个月团队花费是四十多万，因为请了专业的团队。”“现在是创业阶段，必须把地基打牢。”刘超说。据介绍，“刘超人力”目前有20余人，配有客服、法务和驻场等，可以服务约2000人的劳务派遣工人，目前与刘超长期进行劳务派遣合作的工友就有400多位。

在刘超看来，工人们应注重更深层次的职业发展。

“虽然代理招聘不如劳务派遣赚钱，但我更愿意做代理招聘，因为代理招聘建立的是劳动关系，工人们可以长期深耕某个行业，且可以拥有健全的劳动保障。”“比如现在朝阳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厂，工人们可以正常考级，三个月考一次，考到五级就是蓝领技工了，薪资在一万元左右。但很多做劳务派遣的工人经不住高薪诱惑，经常跳槽，那么他们就始终是低级别的普通工人，不是技术人才。”在采访中，刘超多次向贝壳财经记者重复上面的观点。

此外，其他受访的劳务外包企业负责人还提到了五险一金问题。通常工厂在和劳务派遣企业签订合同的时候，会规避掉自身风险，要求劳务派遣公司承担相应责任。具体实施中，用工工厂支付给劳务派遣企业的费用为每人每月600元至1000元，扣除“五险一金”后只剩不到百元。也就是说，如足额缴纳“五险一金”，劳务派遣企业根本无法正常运营。

不少劳务工人，由于季节性用工，在不同城市间频繁迁徙，导致社保关系转换难，所以他们通常会选择短期的高收入，放弃长期的福利待遇，即放弃缴纳“五险一金”。

“缺乏社会保障，没有职业成长空间，在管理中受到不平等对待。”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吴清军向贝壳财经记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劳务派遣面临的三个困境。他希望可以在目前的五险一金缴纳基础上，探索其他的缴纳方式，比如商保，或类似“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的模式，来改变现在的困境。

“与正式员工相比，劳务派遣工人的社会保障程度低，其缴纳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的比例明显低于正式员工，甚至没有。不少灵活就业者的社会保险多为其个人缴纳，如受疫情影响导致收入减少，将使其缴费压力更大。”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刘安邦律师提醒道。

猪八戒网联合创始人刘川郁表示，希望政府可以关注灵活用工人士的税收问题，比如以个人劳务形式缴税的起征点是800元，税率是20%，这对于收入相对微薄的灵活用工人士而言，是较高的。

内容创作者和MCN关系如何界定

抛去退伍军人、劳务中介企业老板的身份，单看主播身份的刘超，其实也是一名灵活就业者，而像他一样从事内容创业的灵活就业的人还有很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2亿人，其中从事主播及相关从业人员160多万人，较2020年增加近3倍。

他们当中有靠拍摄草原风光和自制牛肉干，将年收入从两三万元提升至几十万的内蒙古小伙太平，也有偶然将踩虫草的视频上传，收获80万播放量以及近百万年收益的四川甘孜藏族姑娘格绒卓姆。但也有因为和MCN机构、平台纠纷，而被“雪藏”的各类内容创作者。

吴清军介绍，内容创作者、团队(MCN或公会)与平台的关系更像“经营者和市场”的关系，而非常规意义上的劳动关系，相当于这个团队在市场上经营，盈亏自负。

“内容创作者和MCN之间的关系，目前来说很模糊，有的类似于明星和经纪公司，有的是工作室之间的合作，有的是联合成立公司。”聊城华媒联合创始人王志华向贝壳财经记者介绍称，“因为MCN最早是内容输出机构，到现在成为一种综合体，包括品牌推广、直播带货、直播打赏等。现在很多MCN不再单独创作，而是不断去签约种子选手，或者直接签一些已经成名的内容创作者，再进行合作。MCN可以给内容创作者提供的是商业化的输出，也为内容制作做指导，规避风险，加强运营等。”

“在利益分配上，有三七分、四六分和五五分，比较多的是四六分，创作者拿六成，机构拿四成。”王志华表示。

刘安邦律师对贝壳财经记者说，根据可查询的司法裁判文书，近年来，网红与MCN机构之间的纠纷连年增长。司法判决对内容创作者和MCN机构的劳动关系的确认，存在一定分歧。主流观点认为，内容创作者与MCN机构属于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不属于劳动关系。但如果存在MCN机构对内容创作者进行人事管理(如考勤等)、限定内容创作者使用的工作设备和工作场所、直播的收益均归属MCN机构等情况，司法判决倾向于认定为劳动关系。

刘安邦称，内容创作者和MCN机构的纠纷主要分为“合同纠纷”、“劳动争议”和“其他纠纷”，比如头部网红中常常出现的“股权纠纷”。“合同纠纷”主要是内容创业者的违约行为主要涉及私自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合同期间消极怠工，擅自更改账号密码等其他擅自处分账号的行为等。MCN机构的违约行为主要涉及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孵化的义务，应对接的资源未对接，延迟支付报酬等。

之所以会出现纠纷不断的原因，王志华称，因为在内容创作者成长阶段，MCN机构给了很多帮助，包括流量扶持、政策倾斜，运营和制作的指导，但当内容创作者成名后，双方在利益分配上出现了问题。

“我们认为内容创作者成功肯定有他个人的努力，占比有40%、50%，但大部分内容创作者也离不开MCN机构的扶持，到底是‘店大欺客’还是‘客大欺店’？”王志华表示。

目前，国家已经对灵活就业做出了一系列政策规定，全面保障劳动者权益。2022年1月1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委发布《关于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表示要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与平台企业、用工合作企业之间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引导平台企业加强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之间的协商，合理制定直接涉及劳动者权益的制度和算法规则。开展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探索用工企业购买商业保险等机制。实施全民参保计划，促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

刘安邦律师认为，在2021年以后，各级政府部门针对灵活就业者权益保障的政策不断出台，相关制度不断完善，如取消参保限制、纳入租赁落户保障等，这些政策的松动，相当于对灵活用工现象的鼓励，同时也为因疫情等原因暂时无法找到心仪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提供了更好的过渡。

■ 相关新闻

支持灵活就业政策大事记

●2020年5月22日

《政府工作报告》对低收入人员实行社保费自愿缓缴政策，涉及就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全部取消，合理设定流动摊贩经营场所。

●2020年7月28日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拓宽灵活就业发展渠道。鼓励个体经营发展。增加非全日制就业机会。支持发展新就业形态。

●2021年3月5日

《政府工作报告》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加快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继续对灵活就业人员给予社保补贴，推动放开在就业地参加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

●2021年7月16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八部委《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平台企业采取劳务派遣、外包等合作用工方式的，与合作企业依法承担各自的用工责任。不得制定损害劳动者安全健康的考核指标。

●2021年8月23日